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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管理学基础不足，导致管理文化研究缺乏必要的平台。这种误区尤其在非管理学科的研究者身上比较多见，特别是从历史、文化、文学等领域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姿态介入管理学的学者，极易进入这一误区。多学科研究确实是取得学术突破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这种突破必须建立在多学科的知识平衡上。如果只精通管理学之外一个学科，那么对于管理学而言，研究者还处于外行状态。这种所谓的多学科研究，实际上往往是把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方法向管理学的生搬硬套。最常见的失误，就是并不具备管理学的基本原理，没有管理学的基本训练，甚至连泰罗、法约尔、巴纳德、德鲁克这些管理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和理论都不大清楚，一知半解，抓住其中的某个观点甚至是自己曲解了的观点，用历史和文化知识来抨击。常见的如动辄说西方的管理学建立在经济人基础上，而对社会人以及其他更多的人性假设观点视而不见，仅仅依据一知半解的经济人概念就竖立起一个批评的靶子，然后用文化领域的知识来创建人本化或人性化的“新管理学”。或者说西方的管理学是分析型的，而东方的某种文化是综合型的，可以使西方的管理学产生本质的变化云云。这样的“创新”，稍加观察，就会发现所谓的“新”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实质价值。如对泰罗制振振有词的批评，很有可能连梅奥的水平都尚未达到;沾沾自喜提出的所谓整体论管理观，很有可能超不出卡斯特的见解。
第二，立足于文化式的经验总结，简单比附。这种所谓研究，实际上是把管理学拉回到前泰罗的经验水平。文化研究特别注重案例和实证，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田野调查，历史学必须建立在经验总结基础上。在对管理学的文化探讨中，这种例证式的研究影响较大，甚至对管理学本身倡导的案例研究也有影响。这类研究，往往有比兴，无逻辑，以个案来挑战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管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恰恰是以科学的逻辑体系为依据的，离开了逻辑上的严密性，管理学也难以成为“学”。如果仅仅是把管理学变为“故事”，对这一学科的发展不见得有用却也无害，但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研究的等而下之者，还会把管理学原理搁置不顾，同时又把文化中的价值准则搁置不顾，只突出文化中的技巧和权术因素。这样的管理学文化研究，已经开始走向“厚黑学”或“权谋学”。
第三，试图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对管理学进行体系上的改造。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和思想传承中，“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天人合一”，在学术上具有把人文特色和自然规律融合一体的倾向;所谓“天人相分”，在学术上具有界定人为领域和自然领域明确边界的意图。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天人之间的融合在思想领域存在很大的困难，即使在现有的科学体系和人文体系中也是难以实现的。20世纪世界范围的“两种文化”之争，中国范围的“科学和玄学”之争，都反映出现有科学体系和现有人文体系在这一方面的某种不兼容。表面上看，这种争论似乎是追求融合，但实质上的问题，在于一方总是试图“吃掉”另一方(即用自己的准则替代对方的准则，这种融合不是真正的融合，而是斗争)。中国20世纪的科玄之争以及儒学与西学之争，在这一点上格外明显。科学要支配人生观，西学要“化掉”中学(即全盘西化)，而玄学要强调自由意志，新儒学更要拯救西方的科学之弊。在这种争论的背景下，建立在文化研究基础上的某些管理学讨论，同样表达出这种趋势。如所谓的“中国式管理”，究其实质，是要用文化概念替代管理学的一般原理，管理和文化的“理一分殊”，“分殊”表达出来了，但“理一”悄悄地挪移到了伦理准则上。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式管理”，究竟是管理学的分支还是伦理学的分支?所谓的“东方管理学”也有类似的问题，“东方”和“西方”在管理学的基本原理上能否一致?如果一致，“东方”何以立足?如果不一致，“管理学”何以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