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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文化影响着管理学的发展侧重。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存在文化差异，所面临的管理问题不一样，势必会导致其管理学的发展有所侧重，甚至有些管理理论，在发源地被忽视以至“遗忘”，而在别的地方生根开花结果。例如戴明的质量管理，当时在美国没有引起重视，而在日本得到充分实现。有“管理学先知”之称的福莱特，其合作思想被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人忽视，而在劳工集团发达的英国得以实践，在重视团队的日本更为发扬光大。管理学传到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异，被中国所接受的主要是以法约尔为代表的管理过程理论和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这种侧重的不同，不完全是缺陷，而是管理学克服移植过程中排异反应的必须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差异才是管理学真正的特色所在，而这种特色，不以排斥管理学的普适性为前提。文化研究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
总之，管理与文化构成一个普适性和特殊性之“结”，这种“结”引发了管理学研究的实践与理论偏差。在管理学的发展中，研究文化是必要的，文化对管理活动有着巨大作用，有些方面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不研究文化，管理学无以发展，然而，正是管理与文化之“结”，在中国导致管理学出现了一定问题。相应的偏差和误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管理学离开了它的学术之基。管理学中的文化研究，需要回归管理学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