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职业化所强调的长期恪守职业的“重复和习惯”,是如此的乏味枯燥,同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标准和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显得格格不入。事实上,中国传统管理关心工作态度重于关心岗位职责,关心个人品德重于关心职业能力,但是,它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德能”并不会自动的转化为“才能”,因为职业能力受制于分工能力,假如没有长期的职业训练和熏陶,那么,无论拥有怎样震天响的雄心也无济于事,就如俗语所说“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重复和习惯”确实存在着教条僵化的一面,但是,它却是工业时代以来训练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非常有效的方法,通俗的说,当你熟悉工作岗位流程象熟悉自己的五官一样明确,那么,所谓的执行力管理或细节管理就会自然出现。
从传统商业走向现代管理的三道门槛
中国传统管理充满了的模糊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其中包含了大量个人的喜怒无常和性格偏好,因此,“可复制性、数字意识、职业能力”这三项最基础性的管理工作,恰好是医治中国传统管理疾患的良药。
今天我们知道,管理的目的是期待结果的出现,而控制过程往往可以很好的控制结果,但是,对于什么是过程?如何控制过程?过程与结果的关系?等等问题,却缺乏一些基本的科学管理意识。事实上,“过程”就是一系列操作规范和科学流程的分析与设置,它意味着分解组织、分解劳动、分解服务、分解流程等等一系列的分工与分解的能力。当一个企业组织诞生之后,总是会自发的形成各种运行模式和组织流程,这些大大小小的流程和模式,每天都会在企业里重复十几次,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我们需要采取数字记录、分解和分析的方法,使其成为可以重复的日常运行管理常态,而不是任由它们自生自灭。
在中国企业已经过去的二十多年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曾经诞生出了大量的成功管理经验或模式,但是,它们却往往如过眼烟云而难以复制和学习,原因就在于我们并不善于采取数字化的技术记录和分析经验,而总是在模糊不清的道德化的口号中令其自生自灭。这就使得成功成为了无法复制的个案,使得失败成为了无法再次避免的失败。事实上,是“数字”造就了可控的流程和职能,而每一个组织成员都可以从可识别的、可量化的标准流程或职能中,学习和掌握他们所需要的专业能力或技能,同时,他们长期而持久的恪守职业职责的惯性,又再次加强和固化了这些有效的管理模式。
今天的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之所以被“执行力管理、细节管理”等等问题搞得疲惫不堪、甚至是焦头烂额,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管理着一群“既不职业、也不专业”的企业组织成员——他们常常因为职业化能力不足而导致注意力不够集中,总是不恰当的发生职业或岗位错位,并且还沾染了批评和抱怨他人的恶习。在华为公司,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新进企业的大学生洋洋洒洒的写了“企业发展万言书”,然而,总裁任正非却在上面批示道:“假如此人没有精神病,建议开除”。其实,任正非的意思很简单:请你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岗位工作。事实上,这个大学生身上发生的事件,在过去却常常被当作关心企业的正确事情而大加表扬,这个显著的错误惯性,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事实上,西方企业管理由散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向今天这样具有职业精神/富于合作/尊重法纪的职业人的过渡,是经过了近三百年的脱胎换骨的漫长岁月。从“农民”向“工人”的过渡和转变,其本质是一种深刻的个人习惯转变和逐渐职业化的过程,它是从传统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活,向遵守纪律、专心专注的工人工作习惯生活的过度,通俗的说,你不能指望一个随地大小便的农民,会严格遵循工厂的操作制度;而一个跟随着太阳按照时间的农民,也不会知道八点钟准时上班意味着什么。直到今天,就中国社会整体而言,依旧没有完全实现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
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可复制性、数字意识、职业能力”,将是中国企业管理必经的一次彻底的科学管理的启蒙和洗礼,它们首先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意识,其次才是管理技术或工具。事实上,直到今天,依旧有大量的企业主/企业家并不知道,工业时代的“规模”是如何产生“效率”的?“组织”是如何象细胞分裂一样毫不走样“复制”的?“精细产品”是如何被制造出来并保持质量稳定的?因此,这三项基础性的管理依旧对于中国企业具有现实的管理意义。当然,它们仅仅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基础性部分,而不是企业成功或基业长青的秘诀,但是,无论社会时代或背景发生怎样的改变,最基础性的管理工作,永远是企业基业长青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