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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知道，制造汽车曾经是极少数人拥有的专业性的垄断技术，但是现在，使是一个即使是从未见过汽车的普通人，也同样可以成为制造汽车行列中的一员，原因在于依据分工学说而创造出的流水线生产法，从而使得传统的所谓的“独门绝技”，成为了人人都可以学习的普通知识。事实上，当一项完整的工作不再是由一个人从头到尾的独立完成、而是分解成若干工种或阶段并由若干人共同完成时，就意味着个人垄断性技能的逐渐消失。虽然亚当。斯密的“分工创造财富”学说，所奠定的是经济学的开端，但事实上，它也同时开创了管理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并且直接创造出了大量的、新鲜的职业和职业阶层。
事实上，“分工”学说是如此的强大，首先，它彻底的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独立经济格局，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的社会化的大分工、大协作的局面，社会财富由此成倍的增加;其次，分工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的、前所未有的新职业，这些新鲜的岗位或职业，并不是零散的个别的工作现象，而是形成了大批量的职业阶层，这意味着“职业阶层”开始成为了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其三，对于个人和个体来说，它意味着个人的工作不再是横向的面面俱到，而是纵向的深入专注，从而使得每一个人、每一个职业、每一个岗位逐渐的走向了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方向。
但是，中国传统的商业管理，却缺乏基本的“分工”概念和意识。事实上，中国传统管理几乎从不谈论“职务/岗位”的分工原则和岗位标准，而是大谈特谈“人”的品德素质或精神境界。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的所谓的“分工”方式，是按照“君子与小人、忠诚与奸诈”的品德范畴角度，将人划分成了道德化的地位等级泾渭分明的两类人：好人与坏人。我在《中国人的管理逻辑》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品德分类法”，它导致了中国人一个特有的管理逻辑：凡达到圣贤和君子的品德素质要求者，无论干什么都是一流的;凡是被认为是品德低下的奸诈小人者，即使专业技能再突出，可依旧是惟利是图的无耻小人。
“职业分工法”和“品德分类法”，造就出了截然不同的管理结果。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基于“职业角度”的专业分工，最终导致了职业群体和职业阶层的出现，所形成的是“政治家/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等专业化的、平等的、横向的职业序列;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品德分工法”，导致了人的身份不是专业/职业的、而是等级/地位的，最终所形成的是“士/农/工/商”等等权利化的、等级化的、竖向的等级地位排序。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专职或专业的“职业政治家、职业经理人、职业技术工人”等等群体或阶层，一直没有明显的出现。
首先，由于基本分工意识和职业化意识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职业类别和职业阶层的缺乏。从表面上看，中国社会的职业种类似乎非常并不缺乏，但实际上，它们却是以个别的零散的状态存在，并没有形成社会性的职业群体或职业阶层。即使是在今天来看，中国社会职业阶层缺乏的状况，依旧十分严峻：熟练的产业工人阶层缺乏、专业的高级技工阶层缺乏、专职的职业经理人阶层缺乏……，总之，唯一不缺乏的，就是凤毛麟角的英雄和喜欢抱怨领导的人，而中国教育结构本身的不合理性，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各种专业化的职业人员，不能以凤毛麟角式的零散状态存在，而是必须以群体性的“阶层”形态存在，才能满足社会和企业对于专业化的职业人才的需求。
其次，由于社会性的分工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合作和沟通能力的缺乏。从表面上看，中国人缺乏合作精神，是受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思想的长期影响，但实际上，却是受制于缺乏分工意识和分工能力的制约。事实上，是分工造就了合作意识与协作能力，分工越是明确，就越是需要合作，分工越是细致，就越是需要协调，同时，由于合作和协调的需要，沟通能力也就随之加强。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分工造就了必须具有合作意识的产业链条，从企业组织内部角度来看，分工造就了一个岗位与其上下左右的岗位之间的协作关系，因此，缺乏分工意识、面面俱到的“大一统”的思想，才是中国人缺乏合作、沟通与协作能力的真正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