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数字意识和数字化管理,那么,今天的企业管理将寸步难行,甚至连最基本的企业管理成果和个人业绩成就,都无法估算和衡量,更遑论如何管理企业了。事实上,假如你愿意的话,几乎一切的管理要素、模块和结果,都可以数字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经常使用的现代管理词语词,“企业战略/市场分析/4P销售/人力资源”等等词语,都是“组织数字化”在具体管理问题上的应用;确认消费需求﹑购买心态﹑消费模式﹑购买方式,也不再是凭借个人感觉、来自于数字分析。
毫不夸张的说,今天的企业管理,已经几乎全部“数字化”了,从企业战略设计到人力资源管理,几乎无所不在。各种管理和业务的指标数据收集/生成/处理/分析报告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从而形成对于企业组织战略/业务流程/岗位职责等等一系列精确分析、合理配置与准确评估,这是一系列科学严谨的“数字游戏”。在企业之间的效率竞争时代,“数字”成为了支撑企业管理最关键的技术性手段,因此,“数字”本身既是效率产生的关键技术手段、也是效率实现的结果衡量标准,没有严谨准确的数字意识,也就不存在效率管理意识。
“蔑视数字”的中国式管理的传统由来
中国的传统商业管理,一直习惯于毛估估的个人经验式的感觉,缺乏对于“数字”最起码的尊重。这种状况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延续和强化,不但使得忽视数字、甚至是蔑视数字成为了事实,而且还被当作管理遗产继承了下来。
事实上,中国传统商业管理蔑视“数字”的恶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不争的事实。首先,中国传统商业之间的竞争,并非是商业组织之间的“效率竞争”、而是发生在人际关系层面之间的竞争。中国传统社会一直缺乏理性的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当中国传统商人将亲戚/朋友/熟人/官员/权力/垄断等等,都当作了商业利润的可能来源,就意味着“效率”失去了管理的价值,通俗的说,假如一个官员、一纸批文能够带来巨额暴利,那么,没有人会费劲力气的去面向企业内部挖掘组织效率——当组织“效率”变的毫无意义,“数字”也就同时变得毫无意义。
其次,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社会,历来缺少经济效益的“数字化”概念,即没有投入产出的基本概念,也没有机会成本损失的管理意识,而是习惯于以纯粹的道德道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因此,商业成本意识常常成为了“斤斤计较”贪财小人的代名词,商业资金周转运行意识常常被冠以“小气精明”的恶名,使得传统商人仅存的一点点数字意识原始本能,也被压抑得无影无踪。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因素,一直在封杀“精打细算”式的商业行为,并视他们为无耻商人。
显然,枯燥乏味的数字管理同中国传统的温和人情之间,不但相互抵触而且相互排斥,通俗的说,在中国人看来,用“数字”来衡量和管理一个人的工作业绩,是滑稽可笑的,因为“数字”本身即无法衡量一个人的奉献精神、也无法判断是否具有忠诚的品德,而判断一个人的忠诚与奸诈、奉献与偷懒等等道德范畴的价值标准,才是中国传统商业的主流管理。事实上,“数字”不但对于中国传统商业的道德化管理毫无帮助,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数字意识越是清晰明确,就越是意味着斤斤计较的小人行为,而越是刻意强调数字管理,就越是意味着无私奉献精神的丢失。
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企业管理依旧残留着“蔑视数字”的管理恶习,甚至于连法律严禁篡改的财务数字,都敢于虚报、瞒报和编造,更遑论其它各种管理数字了。蔑视数字导致的第一个显著恶果,就是使得中国企业管理缺乏起码的“效率意识”,这里有个误解是,没有效率不等于就无法实现目标,中国人可以修建起万里长城,但却是没有效率的,因为他使用的“人海战术”。就今天来说,没有效率只意味着死亡,原因是这里面多了个“第三者”,即“竞争”。通俗的说,你自己跟自己玩,不讲成本、不讲时间,结果总有一天会实现。但是,一旦出现了竞争者,没有效率就成了死亡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