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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从泰勒时代开始，企业依靠垄断或获取资源的竞争，就已经逐渐的消失了，在几乎透明和同质的市场环境下，在机器设备一样、人员一样的状况下，谁更有效率，谁就是市场的胜利者。泰勒很兴奋的发现了“效率”的来源，他以为自己的发现是个终点，但事实上，他的发现仅仅是个起点，因为比标准化的科学管理更有效率的做法，是发现人性的弱点和优点，并限制弱点激励优点。
之所以说“圣吉是对于泰勒的背叛”，是因为越是遵循泰勒的科学管理，越是束缚人的创造性。不可否认的是，“创造性”对于标准化确实是一种破坏，就象中国使用“劳动模范”激励，其实是在破坏效率。但圣吉为什么大力提倡这种摆脱标准化束缚的“创造性”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市场变了，大批量、通用型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个性化客户的需求。这个意思反过来说，就是：企业究竟怎样做，才能满足越来越细分的市场和客户?“创新”无疑是最正确的理念，在这样的理念下，如何激励员工本人的创造性，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圣吉并非是“单枪匹马”，事实上，彼得斯、科特等人，都比圣吉要走的远。走的最远的，其实是一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忘了，写的书是《个体的崛起》，在他眼里，“组织”一无是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那种有边界的组织、全面解放个性。
中国企业管理在随意性道路上越走越远
但中国的情况哪?事实上，中国人是最不讲效率的，甚至不知道效率为何物。这里有个误解是，没有效率不等于就无法实现目标，中国人可以修建起万里长城，但却是没有效率的，因为他使用的“人海战术”。就今天来说，没有效率只意味着死亡，原因是这里面多了个“第三者”，即“竞争”。通俗的说，你自己跟自己玩，不讲成本、不讲时间，结果总有一天会实现。但是，一旦出现了竞争者，没有效率就成了死亡的通行证。
改革开放的早期，之所以感受不到“效率”的压力，是因为市场竞争的不够充分，一个批文、一个资源垄断，都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自然没人看的起需要费力挖掘的“效率”。但现在，则渐渐的变了，垄断的组织不会有效率，但现在垄断渐渐的没了，老板们开始感受到了效率的压力，但他们遭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效率来自哪里?事实上，中国没有竞争的传统、没有效率的传统，自然不知道效率来自哪里。
这种遭遇或困惑，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个企业拥有的10%的利润，仔细一看，才发现这10%利润，其实是来自员工的低工资，干脆点说吧，是将剥削工人的钱当做了利润。这种情况，其实是通过“民工荒”表现出来的，民工们不满足现在的低工资，但老板们发现，根本不能提高工资，因为加民工10%的工资，就意味着企业没有利润、发生亏损，于是，劳资矛盾开始暴发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是在考问老板：你除了剥削员工或是依赖低工资获取利润来，是否还知道其它的通过效率获取利润的方法?
不可否认的是，职业化、专业化、流程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石。它的真实意义，是标志着个人的随意性必须被纳入到一种制度规范中。就今天来说，无论西方管理理论多么令人眼花缭乱，其基础总是围绕着这“三化”而进行。戴尔和联想同岁，都是20年的历史，但戴尔的销售额却是联想的10倍多，原因很简单，戴尔很轻易的就在组织结构流程中，发现了未来利润区域，并挖了一个“利润池”，但联想却笨拙的依旧面向市场打价格战，“流程”很轻易的就战胜了“非流程”。
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依旧是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九亿农民这个事实被忽略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是一种深刻的职业化过程。你不能指望一个随地大小便的农民，会严格遵循工厂的操作制度，而一个跟随着太阳按照时间的农民，也不会知道八点钟准时上班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西方企业职业化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韦伯所说的新教徒的职业精神，仅仅是一种理论性的解释，真正使一个“农民”成为“职业工人”的人，是泰勒的科学效率的长期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