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会员注册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传媒业正经历“事转企”的部分剥离，传媒整体转制面临诸多争议，事业企业之争、意识形态控制之争、政治利益之争，一再纷扰我们的视野。本文以四大问题，对传媒整体转制的相关疑点进行辩解，以明确整体转制的方向正确性，增强传媒产业决策者改革的信心与决心。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翻天覆地的大发展，传统垄断的传媒业也经历了一系列由边缘向中心内核渗透的机制、体制改革。当前，由事业转为产业的传媒业剥离转制大势所趋，渐成共识，但改革脚步大多停滞于此，传媒整体转制迟迟未能全面启动。其中既有现实环境未准备好、改革条件尚未成熟的客观因素，也有决策者思想认识上存在着传统误区与现实迷茫等主观原因。整体转制为何让人如此迟疑，整体转制是否是中国传媒业未来的不二选择?是是非非，谨以此文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献礼，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注一旁白。
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通过接收、驱逐、改造等手段对旧中国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国初期，报业开始实行“企业化经营”，许多报纸实现了经费自给，但由于1957年后反右斗争扩大化等政经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的尝试中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传媒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指导思想和改革新闻业务，在指导思想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初，先报业后广电陆续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过渡性政策，不但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传媒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运行模式过渡过久，在实践中带来了双重人格与双轨行为，直接孕育了“相互矛盾的一种典型二元结构的运行体制”，不仅有可能破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也有可能破坏公共服务事业的基本性质,造成规制的双重失灵，既不利于中国传媒产业集团化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也不利于按现代事业制度运行，已经开始受到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回顾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报纸、出版业总是先行于广播电视媒体;媒体改革进入深水区，也毫无意外地由报纸开始。如果说1992年之前的媒体改革还主要在于报纸自身，其他媒体则多是以开展广告经营这一小范围的机制转换的话，那么，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的改革则是超越报纸自身的、多元化的、大规模的体制创新，尤其是以1994年广告代理制试点和1996年报业集团的出现为标志，报纸的经营资产部分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引进了国内外的资本，在报社控股的前提下成立合资公司。广电行业亦步亦趋，经历了“两级办”到“四级办”再到新形势下的“三级办”阶段。1999年6月，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标志着我国广电集团化的开端，紧接着是新世纪初的湖南广电集团的挂牌，掀起了以省级台为主的组建广电集团的浪潮，广电行业迈向集团化背景下频道经营的管理制度阶段。
2001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宏观管理机制创新，微观领域结构创新，市场组织体系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四个创新。同年5月，中国证监会新出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传媒与文化产业定为上市公司13 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其下含出版、声像、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信息传播服务业5个大类。传媒资本经营开始引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