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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先驱们，用“大跃进”的方式推进着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红旗”的诞生只用了1个月零3天，他们将当时仅有的一辆1955年美国克莱斯勒生产的“帝国”牌高级轿车的零件拆散，放在车间长台上标明各项试制任务要求，靠这种最原始的做法，装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
时隔20年，改革开放寻找的突破口还是汽车。1978年5月，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未召开，一汽就派出了包括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在内共20人的实习团，前往日本4大汽车公司考察、学习了半年。而1978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上海，当时，一位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在考察了手工作坊般落后的厂房后，曾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爷爷辈的生产方式。”
当时不仅重工业长期停滞不前，轻工业发展也严重滞后。1953～1979年，重工业增长相比较轻工业增长的领先系数达1.47，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竟高达6.0。出于政治目标和国家生存战略的需要，军工产业被放在最首要的地位，钢铁、石油等重工业与之配套。这直接造成了轻工业和国民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
这时，带动中国工业的龙头从长春转移到了上海。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978年12月24日，日后成为中国钢铁业支柱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块基石。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的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650万吨生铁、670吨钢的大型钢铁厂。媒体对宝钢的定位是“我国第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钢铁基地”，它代表了当年度中国政府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的最大举措。
开工不久，宝钢就陷入到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中，包括工程究竟要花多少投资，工厂建成后能出多少产品，建设这么一个厂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工厂的选址是否恰当，工程质量又如何等。
1980年，全国银行个人储蓄共180亿元，其中8亿农民存款30亿元，2亿城市居民存款150亿元。上海市当时总共的固定资产只有400亿元，而国家建宝钢要用300亿元，而且大部分要用外汇。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宝钢的建设终于没有“喊停”，到1982年8月，第一批两座巨型熔炉正式宣告投产，这个时间比原定计划延迟了大约10个月，年产钢铁300万吨，占当时全国钢铁产能的1/10。这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布局——2000年，三期工程完成后，宝钢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一座现代化钢铁基地，解决了很多“中国制造”面临的“简单的难题”。它造出了电冰箱的侧板与正板，造出了汽车钢板，造出了能打5000米深的石油钻杆。在1998年还造出了镀锡板(俗称“马口铁”，也就是用来做罐头和易拉罐的薄钢板)，使中国饮料企业终于不需要用进口的易拉罐了。
“制造”于是才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攻城略地。
分水岭：二次重工业化
中国工业化脉冲式的发展，在2003年终于积累起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
这一年多种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开始流向钢铁、水泥、造船为代表的重化行业，很多在西方已经淡出视野的领域，中国资本却开始了一场新的狂欢。这一年，以汽车为代表的内需市场实现了井喷，全国大中城市房价迅速上涨。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此后一年，宝钢代表中国23家大型钢厂坐到了价格谈判桌前。
2002年GDP增速达到了8%，这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成绩。而2003年春天尽管发生了“非典”，经济增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到年底，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9.1%，这一年GDP迈上了11万亿元的台阶，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财政收入超过2万亿元。
对GDP最大的贡献就来自重化工业的强劲发展。2003年，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4%，对高速增长作用最大的6个行业分别是电子、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化工和电气、机械行业，重工业增长18.6%，超过了轻工业14.6%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