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惠普公布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当年增长率只有3%,而在两年前还达到30%,公司同时还宣布2400名中高层经理人暂时减薪5%,这是惠普历史上最伤心的一页。
为什么会这样?从宏观环境看,基本的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与计算机产业的价格战,但华尔街分析师却不这么看,他们质疑,为什么同样的情况下,戴尔、IBM等公司没有下滑到如此低谷,为什么惠普的适应力比其他竞争者迟缓?
而在业界也有专家认为,惠普遇到了所谓的“四百亿美元撞墙危机”:许多规模庞大的跨国企业营收达到四百亿美元以上时,就开始面临所谓的“撞墙危机”:成长趋缓、效率减低、获利缩水甚至亏损,必须历经大幅重组或裁员才会转危为安,这个现象或许与产业和企业领导无关,而是当企业组织到达一个规模的时候,就会自然出现。当年的IBM在葛仕纳(Louis V. Gerstner Jr.)上任之前面临的也是这种“撞墙危机”,面对这种状况,惠普CEO普拉特呼吁,惠普要改变自己来超越这一危机。
有人做过一个统计,1956年的财富500强,到1992能够在前100名中找到的只有29名;在整个80年代,财富500强中有大约230家公司(占总数的46%)都从名单中消失了;而19世纪最大的100家公司,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只有16家仍然存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我的基本结论是:一个公司要做好,必须有一个好的企业家;但一个企业要持续,却依赖于它的制度和文化的创新。
惠普新CEO的3C战略
菲奥莉纳在惠普的变革战略与战术,可以总结为客户驱动,竞争强化,强调创新。
几乎所有好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好的企业家,我们很难想像如果没有CEO奥利维拉,会不会有今天的诺基亚?我们也很难想像如果没有韦尔奇,会不会有今天的GE。但是诺基亚能够持续,GE能够持续,却需要一套制度与文化。同样,惠普在面临变革的时候,如何选择新CEO来领导这一巨人?
当时惠普遴选委员会开出的条件包括:
有能力形成愿景,同时能将愿景执行出来;
具有把观念目标转成具体行动的能力;
要在科技产业有成功的历练,要有大公司的经历。
当然,另一项必要的条件是,接任者必须能和惠普文化结合。
据说当时委员会看了一百多人的名单,从一百多人筛选到最后十位候选人左右,其中包括主管惠普企业计算机运算事业的安·莉尔摩(Ann Livermore)和Novell的CEO艾瑞克·史密特(Eric Schmidt)等。卡莉·菲奥莉纳(Carly S. Fiorina)的出线,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个意外的惊喜。菲奥莉纳前一个头衔是“朗讯(Lucent)全球电信供应事业部总裁”,她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n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追踪的30家大企业中,百年来第一位女老板,也是《财富》杂志(Fortune)500大企业中,职位最高的女性。1998年底,《财富》杂志还评选她为全美最有权力的女企业家。